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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拿捏科研中的那把道德尺- 谈 CRISPR-Cas9 技术用于人体的适当性

2020-07-02

最近生命科学界爆发一宗广受关注的事件:中国科学家 贺建奎博士将CRISPR∕Cas9活体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 类胚胎的编辑,并经植入孕母着床怀孕后,于日前成功 产下2 名基因体受到修改的女婴。贺建奎博士宣称,该 计画主要针对具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即一般人 俗称的爱滋病毒)感染的夫妻,研究其对胎儿垂直感染 的可能性,并藉由将受精卵中名为CCR5 基因剔除来达 到防治之目的。贺博士似乎对此研究信心满满,但透过网路视频的发表与媒体专访披露之后,反而引发科学界与社会的震惊。在中国,数百名科学家几乎在第一时间便联署声明谴责,称此疯狂的实验存在着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并要求政府补上监管漏洞。声明更直言该实验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创新,唯一的突破是科学家的伦理道德底线。显然,这样的研究跨越了科学界普世道德标準;即便是一般社会人士,相信对于这样的研究也会感到有所不妥。不过生命科学的相关研究道德尺度在哪里?其实这仍有严谨的脉络可循。
 

人体试验的普世道德标準
探索生命一直是人类积极发展的科学议题,在人类进化的历程当中,科学研究方向大抵朝向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黑历史,像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及日本731部队对战俘所 做一系列不人道的人体试验,这些研究显然有其道德上的不公义性。不过,即便在承平时期,科学研究也有出 岔错的时候,例如美国发生塔斯基吉梅毒试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原本立意良善的梅毒治疗研究, 在时空环境的改变下演变成为残忍的见死不救。这些血淋淋的案例一再地揭示,以人类为主体的研究,似乎应 该有明确的道德规範,藉以防止这类事情的不断的重演。 

有鉴于此,国际相关研究社群开始着手订定人体试验所应遵守的伦理规範。这些规範虽并非全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这些凝聚国际团体共识的议定界定了普世对人体试验中伦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几经更迭修改, 许多规範仍沿用至今,例如纽伦堡宣言(Nuremberg Code)、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及贝尔蒙特报告书(Belmont Report)等。基本上,这些 宣言与报告楬橥人体试验中应该遵行的3 项重要的伦理 基础,分别为(1)对人的尊重─包括对人权的维护以及 对受试个人的尊重(2)善意的对待─穷尽实验的设计与 执行降低对实验者的伤害;(3)公平正义等。这些意涵 也被各国的立法单位所重视,并将精神落实于立法之中,例如目前台湾的「医疗法」中,即规定「人体试验委员会」的设立,针对凡涉及人体及其组织检体的研究进行实质上的审查,透过审核机制的管控确保研究计画的品质,并保障对受试者的尊重以及各种权力的维护。

 

人类胚胎的研究与对社会的冲击
人类胚胎的研究一直是生命科学研究上道德的边缘地带,争议的观点有很多,除了部分宗教里对于「人」形成的见解之外,更广泛的关注在于胚胎是否应视为人而赋予其等同于人的权利。虽说我国《民法》中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并不意味着可对未出生的人类胚胎得以高唱科学为名为所欲为。在1997 年透过核转殖技术成功培育出第一只高等哺乳动物「桃莉羊」,随即引发人类社会的重视,其中的原因就是意识到人类科技的进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至今,已有操弄胚胎,改变生命的可能。发明人威尔穆特博士(Sir Ian Wilmut)在成名之后旋即受到梵蒂冈天主教教宗的召见垂询,足见其影响性。即便这类高等动物的複製技术未来商机无限,科学家宣称可以透过预定的方式订做一个mini me,作为未来器官移植的备料库,但更多反对的声浪也接踵而至,例如这样直接取用他人器官的方式是否合法的问题。

生命科技进展对社会的另一次震撼教育发生于人类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s)的相关研究,所谓胚胎干细胞係指位于囊胚期(blastocyst)胚胎中位于特定区域;内细胞团(inner cell mass)中游离出来的细胞。先前的研究显示,胚胎干细胞具有多元分化(pluripotency),可以透过诱导技术分化成人体内任何一种型态的细胞,故具有相当的医疗未来性。然而,人类胚干细胞株的建立必须透过破坏一颗胚胎来获得,这种杀生式的救人科学在道德层面上有着尴尬的地位。美国国会曾于1996 年通过所谓的迪基维克法案(Dickey-Wicker Amendment),禁止联邦的经费资助足以製造或摧毁人类胚胎干细胞用之研究,企图从金源上来限缩该领域的发展,然而囿于庞大的医疗商机,确保战略上的科技竞争优势,该法案已于2009 年由美国联邦法案明令废止。

 

回到贺博士的问题
谈到这里,相信读者会明显的感受到问题的浑沌性,所有论述似乎只有原则与道德上的说明,而无明确的、法律上的明文规定。看起来的确如此,科技进展如此迅速与日益複杂,立法部门很难跟上脚步,另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法律保障的对象仍以现身在世者,在民主国家的政权当中更可能进一步的限缩于那些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毕竟其为所谓的「民意基础」,花心思在一个并不存在的个体为其设立法律谋求应有的福祉,并不是立法机构的首要任务。所以一切的把关机制,完全存乎研究主事者一心。

CRISPR∕Cas 9 技术无疑是21 世纪生物科学界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透过这项技术可以实践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生物体内诱导基因体的修改,然而此技术的不确定性也是众所周知,整个技术如同拿霰弹枪猎鸟,除了目标,也会有「脱靶」造成其他基因被误击的可能,对人类胚胎而言,这意味着致癌机率的增加及未来衍生之代谢疾病发生的可能性。更离谱的是,该实验的设计与问题解决之间并没有存在着必然性,反而有极大的机会衍生更多的问题。流行病学中研究中所论及的是拥有特殊亚型之CCR5 基因的白血球可以降低HIV 病毒感染的特性,但贺博士的作法是极端地利用CRISPR 技术将CCR5 基因的运作硬生生停止,CCR5 基因在器官发育等生理机转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为防止HIV 病毒入侵的可能就大费周章的摘除宛如削足适履。笔者认为,除了急功近利,实在看不出这样的研究真正的学术价值。人体胚胎研究不比实验动物,我们必须为出生的生命负责,不知道贺博士是否有想过这样更深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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