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B生活吧 >如何改变世界:选择权操之在己 >

如何改变世界:选择权操之在己

2020-07-02

在如何改变世界:你我都有能力改变中提到,当我们谈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遭受的挫折时,总说这是「体制」或「现状」造成的,然后耸耸肩,抱怨自己无能为力,结果不了了之。之所以会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一般人普遍相信这种说法,且孩子从小就学习帝王将相的历史,以为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握有权力。就像《绿野仙蹤》一样,父母与老师鼓励孩子相信,这些人(以及其他「权威」人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我们长大成人,也被鼓励相信,雇主和政府也都握有权力。事实上,只要我们相信这种说法,他们就真的握有权力。

如何改变世界:选择权操之在己

把日常生活与反对强有力的君主连结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世上有许多人在面对恶霸欺凌时确实感到无计可施—无论这些恶霸是统治者、雇主或甚至是你的亲友—你必须牢记一点(这能让你如释重负),即使是顺从,无论它会带来什幺结果,也必须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托尔斯泰对于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道理感到困惑。他不懂,为什幺加入沙皇军队的俄国农民会愿意杀死其他的俄国农民,甚至包括杀死自己的父亲与兄弟—只因为沙皇要他们这幺做。托尔斯泰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社会正义的问题感到忧心,于是放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隐居于自己的农庄。他在农庄生活时,结识了一名住在南非,积极参与政治的印度年轻人。托尔斯泰写信给他,这封信后来出版为〈给一个印度人的信〉。

托尔斯泰在信里提到,印度屈服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淫威之下:「一家商业公司奴役了一个人口达两亿的民族。把这件事告诉一名毫无迷信的人,他一定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区区三万人—他们并非身强体壮之人,只是柔弱而寻常的办事员—就能将充满活力、聪明、能干与爱好自由的两亿印度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当中的意义是什幺?光是数字就能说明一切,那就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自己。」

这名收到托尔斯泰回信的印度年轻人就是甘地,他跟托尔斯泰一样,属于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但甘地在南非却因为皮肤黝黑而被人从火车上扔了出去,他因而尝到不公义的羞辱滋味。从那时起,他决定起而反抗压迫。甘地回到当时仍受大英帝国统治的故乡印度,开始发起争取自由的非暴力运动。

甘地认为意志的改变极为重要,因为它是改变顺从与合作模式的前提。他要求印度民众做到几件事:首先是心理的改变,从被动的顺从转变为强调自尊与勇气;其次,使民众了解自己的妥协等于变相帮助殖民政府;最后,要有决心,绝不合作也绝不顺从。甘地认为,这些改变可以透过意识层面的影响而加以推动,因此他致力鼓吹这些改变:

当奴隶决心不再成为奴隶时,他的脚镣也随之脱落。他不仅解放自己,也为其他奴隶指点一条明路。自由与奴役都是心理状态。因此,我们的首要之务就是告诉自己:

可以想见,英国人一定对甘地的做法大为光火。至今有些人仍难以接受市民不服从的正当性。他们会说,人人都应该守法。然而,抱持这种想法就等于认为,一旦希特勒掌权,所有德国人都必须遵守他的命令。我想现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认同这种说法。相反地,大多数人都相信,在某种状况下,不服从法律与违背法令绝对站得住脚。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服从。人们有时会违反法律或不遵守情节轻微的法规,有些人甚至经常如此。有些人违法是基于自私的理由,有些人则是怀抱着高尚宗旨。充满戏剧性的集体不服从,只是更具体证明这个普遍而日常的真理。

如果你是因为想改变世界—例如,生产便宜又好穿的鞋子—而阅读本书,那幺你也许会对书中提到改变世界的例子感到吃惊:甘地说的心灵奴役与我提到的希特勒。这些事与你何干呢?的确,想改变世界,我们并不需要相信自己受到奴役或生活在独裁政体之下。我们只需相信这个世界的确有什幺地方很不对劲(目前市面上卖的鞋子太贵或不好穿?),而且能坚决表示自己不愿再忍受这种状况。

儘管如此,我举纳粹德国为例并非出于偶然。我想表达的是,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大局,尝试去做仍有其必要。

怀疑论者总认为,一般民众的非暴力政治活动无法击败纳粹。事实果真如此吗?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夏普(Gene Sharp)不愿受限于「非暴力是否能击败纳粹」的论战中,相反地,他鼓励我们思考,无论在德国境内还是境外的占领区,纳粹实际上受到什幺样的非暴力反抗?

夏普获得牛津与哈佛大学的教授终身职,他于一九六○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由爱因斯坦为他写序。夏普在大作的第一卷《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中要求读者脱掉眼罩,好好认清政治权力是我们自己的权力,政治权力不是只存在于投票箱里。除了这本书,夏普还在别的作品里提供内容多得惊人的非暴力抵抗纳粹运动,这些行动经常受到军事史家的忽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列出所有事例。以下每一段所举的例证,各自代表事件不同的面相。

当犯人从波兰一所监狱逃脱时,一名年轻女性电报员冒着生命危险,故意延迟通报时间。在挪威,民众无视于德军的存在,把他们当成透明人,在大众运输工具上拒绝跟他们坐在一起。这种做法看似温和,却足以惹恼德国人:如果在搭乘路面电车时明明有座位却故意站着,对德国人显然构成了冒犯。谁能想像纳粹的士气竟是如此脆弱呢?在丹麦,国王同情犹太人的遭遇,于是也戴起犹太人被迫佩戴的黄色大卫星。当丹麦官员得到指示,要围捕犹太人并且将他们递解出境时,这些官员故意走漏消息,让犹太人有时间藏匿。许多丹麦人无视于纳粹规定的宵禁,在深夜仍流连街头。在荷兰,有两万五千名左右的犹太人在非犹太人的协助下成功藏匿。在德国,有一群非犹太裔民众公然上街抗议,因为他们的犹太裔丈夫与妻子被带走。这场抗争发生在二战的高峰期,地点就在柏林。难以置信的是,抗议者的诉求居然获得回应:他们的配偶成功返家,而且在往后的战争期间都未曾受到迫害。德国有几位元帅在会议中顶撞希特勒,而且这种情形发生了两次。厌恶纳粹政权的医师故意让年轻人体检不合格,使他们不用当兵(这些医师后来被称为「日安」医师,因为他们跟病人打招呼时总是说「日安」,而不是说「希特勒万岁」)。德国音乐家面对「不准演奏美国爵士乐」的禁令,于是取巧地为他们喜爱的旋律取了德文名字。最着名的反希特勒行动,是由一群署名「白玫瑰」(White Rose Group)的人士组织进行的,他们製作反纳粹宣传单,从电话簿随机挑选投递的人家,然后把传单散布到全国各地的家庭里。这些传单最早出现于一九四二年,当时德国在战场上仍处于有利局面。「我们绝不会沉默!」其中一份传单写着:「我们要唤起你的罪恶感!」全国各地都可见到这类传单。没有人想像得到,白玫瑰居然只是慕尼黑的一小群朋友组成的。最后一批传单成功偷渡到境外,在印刷了数百万份之后,由盟军飞机空投到德国各地。消息甚至传进了集中营。「当我们听说慕尼黑发生的事时,」一名囚禁者日后回忆说:「我们彼此拥抱而且大声叫好。毕竟德国还是有一群正义之士。」

有些非暴力行动实在温和得可笑:演奏美国爵士乐!但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颠覆行动,也能激励他人起而反抗。要不是民众前仆后继进行微弱的抵抗,希特勒的政权很可能做出更恶劣的事。换言之,如果当初有更多人勇于抗争,相信纳粹也不会明目张胆做出那幺多令人髮指的事。

我这幺说并非评断当时的人做得对不对,而是要对现在的我们提出挑战。想像自己在纳粹德国时期能做出大胆的行为,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我们要诚实面对的问题在于,今日有什幺事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有什幺事是现在正在进行而我们应加以阻止的。我们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曾有过应採取行动却冷眼旁观的时候,那种后悔莫及的感觉要牢记在心,而为了避免再有这种感受,今后我们应剑及履及,勇于行动。

 

我们都有能力改变
〉〉铁少女:多撑一秒,就能改变世界的青春 景美拔河队
〉〉相信,改变是为了更好!
〉〉当我们活在未来,如何面对改变

图片来源:来源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