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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鬆世代到下流老人,不是每个人都能透过人际互动找到自己

2020-06-17

从宽鬆世代到下流老人,不是每个人都能透过人际互动找到自己

即使开启一扇门也不一定就有房间
即使有窗户也不能说就会有室内
不能说那里就会有让人类生存或死亡的空间
──田村隆一,〈人类之屋〉

法国现象学家巴舍拉在其名着《空间诗学》曾经讨论过「家屋」是「幸福空间」的典範,那是人们第一次栖居的所在,即使人们离开了自己的房间,仍然心存依恋,「它们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在它里面。」同样在今日的大都会里,每一个家户中的每一个房间,可能都藏有一个故事,甚至是秘密。然而,不是每一个房间都是幸福的。

位于东京某住宅区的一幢独栋别墅里,有一名男子已经超过二十年没有步出他的房间了。他与父母同住,但因为足不出户,父母也很久没见过他,不知道儿子长成什幺模样。男子曾经在大企业工作,看似前途美满,却因为事业上的挫折而闭门不出,每天仰赖父母供应三餐,彻底拒绝与人及社会有任何接触,只透过网路世界与外界产生微弱的联繫。

另一方面,位于北九州某小镇的一个房间里,一名独居的五十二岁男性死后一个月才被发现。当邻居们因为恶臭而发现他时,他的尸体已经腐败溃烂。这个男人在这房间居住超过二十年,曾经担任看护,因患有肝病而无法继续工作而靠领取救济金维生,却在去世的前几个月以「工作」为由辞退了救济金。不料,他并未另寻工作维持生计,而是持续在房间里忍受挨饿,持续地写日记。在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好想吃饭糰。」

这些都是日本社会真实的现状。在战后经济成长期间,作为一个「超安定」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足,日本相当自豪;但一九九○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种种问题浮上檯面,逼得社会不得不正视,不过这一切其实在先前的幻影中已存在前兆。大前研一的「M 型社会」率先警惕世人:在不远的将来,资源分配即将大转型,身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即将消失,人们不是变得更有钱晋升为上层阶级,就是越来越穷,沦为下层阶级。

据社会评论家三浦展的观察,撇开金钱收入不论,日本社会整体而言有「丧失斗志与意志」的倾向,其中又以年轻人最为显着。他称这个趋势为「下流社会」:此处的「下流」并不是传统的阶层意义,属于下流阶层的人们未必没有物质享受,但是缺乏积极性与沟通能力,且学习能力低下,因此难以逃脱「下流」的命运,同时也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动力。

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写道:「现代社会最深刻的问题在于个人如何在面对强势的社会力量、历史遗迹的重量、外部的文化与科技之中,还保持他的个人性与独立。」一百年后,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代的日本,个人与社会之间渐渐产生一道难以跨越的墙壁,在集体主义仍然盛行的文化里,一个人该如何适应变化快速的潮流?是否只能选择融入,或者消极的放弃抵抗?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于二○○六年的着作《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中,正式提出这个概念。

战后日本经历了各种戏剧性的转变,从饑荒到经济起飞,又或者是曾经身为六○年代激昂的学生运动中的一员,这个世代的记忆已经成为上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在泡沫经济中出生的孩子们也因此跟他们的父母辈有着全然不同的生活经验。他们生活在一个日本已经缓缓走向衰落,科技技术却不断进步的时代,世代之间的差异与嫌隙已逐渐浮出。

二○○二年日本开始实行「宽鬆教育」,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删减了原本中学课纲的三分之一,并且实行週休二日,这也让一九八七年以后出生的人们被称为「宽鬆世代」(ゆとり世代)。然而在上一辈「团块世代」的人们眼中,「宽鬆世代」无异于「草莓族」,当他们还是年轻人时可是埋头苦干地工作,整天跑透透到鞋子都磨破了好几双,「宽鬆世代」却普遍学习能力不强、抗压性低,在职场上也不太懂礼仪,令上一代的总是感叹日本「一代不如一代」。不过,现今日本年轻世代的问题,不仅仅是抗压性低或者在职场上用错敬语,而是有一部分年轻人将自己的世界上了锁,这些被称为「尼特族」、「茧居族」等的「偏差群体」,成为社会迫切关注的议题。

团块世代
指日本战后婴儿潮(狭义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出生,广义为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四年间出生)的世代。「团块」一词来自于小说《团块的世代》,意指大家团聚再一起默默向心付出。团块世代是日本战后以来发展的中坚,他们的特徵在于没有经历过战争,成长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且竞争激烈的年代,生活富足,也经历过学运与泡沫经济。目前团块世代即将到达退休的年龄,他们也面临着日本秩序崩裂、年金与医疗保险的调整等严峻挑战。

「尼特族」(ニート)一词最早来自英国,指的是「没有工作,亦非在学或者接受职业训练的年轻人」,年龄层大约落在十八至二十五岁的区间。「尼特族」的现象逐渐成为全球问题,日本最早在二○○四年左右已浮现,为数可观的年轻人因各种原因不工作。根据经济学者玄田有史的研究,尼特族有几种成因:有些人因为自视过高而与社会脱节、有些人受到父母过度宠爱,而有些人则是在求职过程中受到挫折便一蹶不振。媒体乃至舆论对于「尼特族」普遍持负面态度,有人批评这些年轻人单纯是懒惰或者只受到一点打击就不工作也不上学,是双亲的「寄生虫」。

不过,也有许多人为尼特族说话:玄田有史在东京大学的同事本田由纪就认为他对于尼特族的定义有误,很多情况下,不是年轻人太消极不愿工作,而是大环境根本无法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给年轻人。尼特族生存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的世代,再加上日本的失业辅导制度尚未完善,相较于欧洲更容易催生尼特族。不少尼特族原本是「飞特族」(フリーター),包括打工族、自由业者,或者是担任契约社员,但在不景气下失去了饭碗,而日本的就业模式又有一套铁式的原则,未必适合所有求职者,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因此也有团体呼吁不应该用「尼特族」这种歧视性的字眼,改称「大器晚成」(レイブル)或许更为合适。不论如何,日本政府正试图积极改变这种现状,厚生劳动省协助各地的非营利组织举办各种青年学园,以提供职业训练与心灵成长课程。

只是,除了尼特族,还有一群人无法这幺轻易地透过各种外在组织得到改变:他们不但不工作、不上学,更是足不出户,甚至拒绝接触他人或社会。社会上对于这群「茧居族」(引きこもり)普遍抱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在职场或学校受到挫折而抬不起头,躲在家中仰赖父母、不愿出门,浑浑噩噩。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与统计,茧居族是长达半年以上足不出户的人,年龄层介于二十至三十世代,并且有年龄逐渐增长的趋势。这个现象最早可见于一九九○年代,最新的调查指出,日本将近五十万人属于茧居族。对于经济成长缓慢的日本而言,这些人被视为「拖垮」经济的原因之一。

不过,不少专家指出,茧居族很可能源自日本过于正经的社会规则以及对于「成功」的单一想像。茧居族的成员以男性居多,而且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自我封闭之前,他们可能都在学校、职场表现良好,却也因此承受极大的压力,导致遭遇挫折或者无法回应父母的期待时,便选择拒绝再与社会接触。尤其日本社会讲求「面子」(世间体),一旦成为茧居族,就越来越难脱离这个状态,即使有人成功重新回到社会,也时时担忧别人发现过往的经历。

长期关注茧居族问题的斋藤环医师透露,茧居族大多「心理受到了折磨。他们想要走出去,也想交朋友或者谈恋爱,但就是做不到。」茧居族的症状也因人而异,有人沉默,也有人与家庭产生严重冲突,甚至使用暴力发洩内心的创伤。而当家中出现了茧居族时,不少父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有些父母採取极端的处理方式,他们斥责不出门的孩子,或者僱用一些公司「破门而入」,直捣孩子的房间,逼他们面对自己,但通常这种做法总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多的父母则是不忍心将孩子赶出家门,只能无奈地每天将三餐放在孩子的房门前。

斋藤环医师认为,茧居族并不是精神疾病,而是所谓「社会退缩」的结果。日本社会的种种特色,例如刻板的成功印象、不打扰别人或是强调忍耐等文化都是茧居族的肇因,除了茧居族本人,负担茧居族的家庭也会跟着孤立于主流社会。

此外,斋藤也点出日本的亲子文化,尤其是母亲与儿子的关係。多数受困于茧居状态的人为男性,其中又以长子佔大多数。亚洲国家多信奉「男主外,女主内」以及男性应该打拼成家立业的观念,日本也是如此,且以往也实行长男继承文化。尤其日本的母亲与儿子之间原本就有很高的依存度,多数母亲都照顾她们的儿子到三十甚至是四十岁左右,再加上日本崇尚「牵绊」与「相互扶持」的价值,也让这些中产家庭的茧居族能够留在家中接受父母的照顾。

当年轻人认为受到「世代歧视」的同时,日本的「仇老」氛围也渐渐增强。日本传说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遥远的贫穷村庄,不但弃养男婴,连女婴都被卖给隔壁的村庄,每当村里的老人到了无法工作的年龄,就需要由子女亲自背他们上山「祭神」,实际上就是任他们自生自灭。小说家深泽七郎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楢山节考》,并被拍成电影,赤裸裸地展现人性中「不适者淘汰」的人伦悲剧。

只是,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有人相信战前右翼团体「血盟团」所信奉的「一杀多生」的观念,意即牺牲一条性命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并且将之应用在现今的高龄者身上。在经济持续停滞不前的阴影下,医疗费用的提升也让长寿的高龄者耗去社会大量的资源,只是这个切入点正腐蚀日本社会的伦理。

有位统计学者西内启便曾计算日本一年所有重症高龄者需要耗费两兆日圆的社会福利资源,而投注了这些高价的医疗费用,多数高龄者大多只能延长一年左右的寿命;甚至连首相麻生太郎都曾失言:「高龄者早点死掉,日本的经济才有救」,引发挞伐。不过对于这个现实的问题,日本政府也提出诸多对策:增加医疗服务、近期也商议开放外籍看护、徵求外国人才并鼓励女性久留职场,并且修法延长职场年龄,以求增加劳动人口。同时,社会也鼓励高龄者退休后「高龄再就业」,二○一四年的调查显示约有四成高龄人口仍在工作。

血盟团
为日本三○年代左右的右翼恐怖团体,具佛教日莲宗的思想背景,曾发起多次政治暗杀,包括当时处于政治权力核心的犬养毅、西园寺公望等,都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之中。

只是,高龄者之间也有「格差」的鸿沟:有些老人领着高额的退休金,过着优渥的退休生活,有人却是子女不闻不问,仅能依靠养老金维生。专攻社会福利学的学者藤田孝典沿用了三浦展「下流社会」的概念,进一步提出「下流老人」之说。他指出目前日本高达近七百万的老人人口不但收入低、存款少,更没有可以依赖的亲人。即使他们年轻时薪水稳定,并且持续累积存款,年老后却因为自己或者伴侣的高额医疗费用,或者老年离婚需要支付大笔赡养费的情形,而产生经济困难。这些老人的子女恐怕连自己都养不起,遑论供养父母,这些情况都可能造成「下流老人」。

藤田义正严词地指出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若无法解决,号称「一亿总中流」的日本很可能无法实现政府规划的「一亿活跃社会」,甚至会步入「一亿人老后崩坏」之深渊。这些银髮族依靠年金,月入五、六万日币,即使政府可发放每月五万圆的房屋补助与八万元的生活费给贫穷的长者,不少长者碍于面子仍不愿领取救济金,宁可「不麻烦别人」,继续过着穷困的生活。毕竟日本社会普遍仍认为老而贫穷是因为「少壮不努力」。

下流老人
藤田孝典(二○一三年度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特别部会委员)于二○一五年的着作《下流老人:一亿总老后崩坏の冲击》中,首次提及这个词彙。

一亿总活跃社会
二○一五年九月,安倍内阁提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强调未来要维持一亿人口,并透过「育儿支援」、「社会保障」与「强大经济」三大面向,解决少子化与高龄化等问题,将经济列为最重要的施政重点。

一亿总中流
指日本在七○年代时,人口达到一亿,经济稳定发展,这段时期多数的日本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又称「国民总中流」。

最糟糕的情况是,不少老人转向自杀,甚至铤而走险。高龄者的犯罪次数不但年年倍增,甚至在二○一五年打破三十年来的纪录,超越了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监狱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受刑人超过六十五岁。

除了採取激烈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老人,在日本还有更多年长者是在没有选择的状态下,孑然一身地死去,越来越多「孤独死」的案例正在发生:为数可观的独居老人因病或者饥饿在家中过世,他们大多患有慢性疾病,无依无靠,也缺乏社会联繫,其中尤以男性佔多数。

二○一○年NHK推出一部纪录片《无缘社会》,片中将「无缘社会」定义为失去了血缘、社缘以及地缘的纽带,在经济高度线性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日本不但自杀率高,结婚率也越来越低,单身者无依无靠,年长者孤独死的案例越来越多;终身雇用制与年功序列制的崩毁,让越来越多人只能屈居契约社员或打工族,随时都可能失去饭碗,无形中导致年轻人失去生活动力,成为尼特族与茧居族。

这部纪录片引发热议,不过同时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无缘社会」对照的是「有缘社会」,日本也曾经是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联结性的社会,然而为了追求进步的生活与自由,个人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结果。从这个观点而言,「无缘」或许不是那幺悲观的事情。

向来流行一人独居(一人暮らし)的日本,在这种氛围下,有人开始逆势操作,鼓吹「合租公寓」(シェアハウス):这是指房客们同住一间家庭式的房屋,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房间,与其他人共享厨房、卫浴设施等公共空间。

当然仍有人选择过着自己的孤独人生。一位名为大原扁理的男子没有大学学历,曾当过三年茧居族,后来从爱知县搬到东京打拼,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薪水却大部分拿去缴房租。大原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是他要的吗?于是他搬离东京市中心,在郊外租了一间便宜的房间,不花钱搭电车,改骑脚踏车,每週两天担任看护,其余时间藉由写作赚一点外快。虽然月收入不到十万日圆,但因极简的生活模式,尚可收支平衡。大原将自己独特的经验出版成书《才不是鲁蛇》,在日本引起迴响。虽然有人嗤之以鼻,却也意外启发部分读者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大原最近找到了新的隐居地点:台湾。由于其书也在台湾出版,刚好又有打工度假制度,于是打算在台湾待上几年,找份工作。他具有个人风格的生活在台湾会遇到什幺样的火花令人拭目以待;只是,无论是「下流社会」还是「无缘社会」,都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也不是只有日本人沦为「下流老人」或者「茧居族」。

在世界上许多积极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包括邻近日本的台湾,这些故事也都处于现在进行式。在这个都市里徬徨的人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大原一样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法则,更普遍存在的是孤独、寂寞以及恐惧。如同小说家吉田修一在《恶人》中所说的:「现在这个社会,连珍惜的对象都没有的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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