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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外到等待:台湾不同世代女性的初经经验

2020-06-17

不同世代的女性初经经验

上述来自3个不同世代的女性初经经验,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对照。尤阿嬷(1938-)成长于战后台湾,自小从听婆婆妈妈的闲聊获得月经知识,也学会如何製作月经布及处理月经;初经来时,人在家中,没有惊慌,自己悄悄处理。小芸阿姨(1963-)成长于经济快速变迁的台湾社会,初经来临时身处学校的公共空间中,她的感受是「好朋友让我窘死了!」。大学女生小柯(1988-),则是反应了当代受到学校卫生教育与卫生棉公司教育的普遍经验,由于初经教育早于初经的来临,小柯对于月经的来临抱着「等待」的态度,面对初经时也较少惊慌失措。以上3位女性的故事显示,女性的初经与月经经验深受她们所具备的知识与社会情境所影响。

初经是大多数女人必经的历程,既是身体的变化也是身分的转变,是由女孩到女人的里程碑。「月经」是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西蒙.波娃在其名着《第二性》中的第一章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她以女孩在初经前后的转变为例,指出社会如何看待女人的身体。历史学者Joan Brumberg则观察到,19世纪美国女孩们在女性网络的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而得到关于身体的知识,理解初经来临与成长的意义。

藉由了解战后半世纪以来台湾女性初经经验的改变,我们可以了解身体与性别政治的历史关係。在此我将观察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医普知识及卫生棉产业这几个影响身体经验的重要条件,亦即女孩在初经来之前的準备情形如何。这段历史有变也有不变,变的是月经教育从母姊主责的家内事,逐渐纳入父亲而成为父母教养女儿的一部分;学校的月经教育也逐渐于1970年代出现,之后还有卫生棉公司加入,月经教育从国中往前提早至小学开始。大众医普文类中,也常见月经相关文章。这些都会影响女孩在第一次月经来临时的感受与反应:初经代表的是意外与惊慌、还是青涩等待的终点?月经是难以启齿的、还是能作为聊天的话题?在台湾战后半个世纪的观察中,我发现月经仍是需要隐藏的事实,「隐藏」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习的重要技能。

日治后期的概略:母姊们的年代

在1950年代的岁月,月经是难以启齿的话题,女孩亲身经验的史料难获。在极少数的回忆中,有些女性感受到的是惊吓与隐藏;例如阿嘉阿嬷在身处战乱时初次来经:「我和小妹都吓哭了……泪水在惊怕中簌簌直流,身体发抖……」、「也不要给别人知道」。同一时期,也有女性安然迎接初经的来临,例如余阿嬷(1921-),她出身在稳定家庭中,从小在女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事物中获得知识:「我从小就知道会有这幺一回事,因为小时候常看我母亲和嫂嫂们洗那些东西,所以我15岁来月经时,一点也不怕」。

长久以来,月经是女人的家务事。日治时期台湾的医普文章,除了提供有关经期保健注意事项,如食物、运动及交媾禁忌的建议之外,教导月经的责任都经常归于母姊们,并建议要在月经来潮之前教导。蒋渭水曾写过〈妇女卫生之必要〉一文刊登于《台湾民报》(1924),其中第4小节「月经时的卫生」,如此写道:「做母姊们需要恳切指导,最好是在月经来潮以前,予先详细说明,以防其来潮时的恐怖才是」,蒋渭水的这段文字大致上也预告了之后有关月经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面向:保健、禁忌、卫生、羞耻等等。

战后1950-1970:意会的年代(一)在女性网络中的学习

虽然早在1924年,蒋渭水即已建议母姊应在「月经来潮以前,予先详细说明」,但事实上,预告初经的来临并不普遍。例如,卓阿嬷(1929-)简洁地说:「家里没有教,以前当然是不讲这些」。又如,阿娟阿嬷(1928-)也说:「没有教这种事…我妈妈也很保守,话也很少」。对于出生于1947年的张妈妈而言,初经的记忆是「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很害怕」。

没有预先告知并不意味者女孩们不知道月经这件事,不过,得知此事的方式往往并非来自正式的课堂教育或是书本,而是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有的女孩能够事先得知月经一事,是因为周遭有其他年长女性,于日常生活中偶然听到年长女人之间论及月经。其次,过去处理月经的月经布,也是月经知识的主要来源及传递的工具,女人们在製作、清洗月经布或是将月经布曝晒于院子中时,一旁的年轻女孩得以间接而懵懂地知道了月经,这是月经知识传递的特性,如前述的余阿嬷。这种获得知识的方式是随机而不普遍的,女孩能否获得知识或是学习的程度,端看机缘。

出生于1938年的尤阿嬷,家中没有姊妹只有5个哥哥,除了小学仅断断续续念了几年之外,都在家中。母亲长年卧病在床,从未提及月经一事,但是她从邻居的日常交谈得知月经一事:

除了母女之间少谈之外,月经经验的另一重点是隐藏,包括清洗月经布、维持身体清洁,不留下任何痕迹。隐藏是女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工作,也是女孩们成为女人重要的训练项目。对于许多灵巧的女孩们而言,隐藏月经是并不是一件难事,也因此其他家人不见得知道家中女儿月经来的事实。

除了少谈之外,母亲们都做些什幺呢?当月经议题于大众媒体浮现时,常见媒体指责母亲未事先告知女儿。大部分的女孩在惊见经血的那一刻,通常都是去找母亲或是祖母,母亲们则在此时教导处理的方式。虽然许多受访者的母亲并没有事先教导月经知识,但她们对于此并没有抱怨。实际上,母亲教导的是月经照护的注意事项,或为女儿调经。例如,王阿嬷(1944-)在初经来之后,她的母亲为她「煮了红糖水泡了2个蛋」,安慰了她不知所措的心。今日的许多母亲们仍然持续这个传统。或许,有别于讲求生理原理的新兴科学医学知识,对这个传统而言,预告初经的来临不如调经来得重要。

在1970年代之前,母亲的角色及母女关係虽是重要的一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从其他年长女性的闲聊中意会。即使这个学习是听多于问,观察多于分享,个别女孩们必需要学会默记与自律。之后,随着大家庭的式微,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身旁的重要人物不是其他年长女性,而是学校中的同侪,也就是其他的女孩。

(二) 学校教育的缺席与公共空间

出生于1950年代之前的女性,除了少数例外,要不是在学时间极短,就是学校完全没有月经教育。即使有,也由于教师的性别或是态度,造成的暗示效果多为月经议题是难以启齿的,也难以让学生感到这是与其切身相关的事情。此外,直到战后初期,女老师仍是少数。男老师上这种主题,师生均尴尬。例如,蔡老师描述在1965年左右的课堂情景:「老师是年轻的男老师,教授月经事宜,老师讲课讲的满脸大红,以致口齿不清。学生嘛,好像这些跟自己无关没在听…。」

学校中的男学生也可能构成令人尴尬的景象。1965年一则报纸的报导:「在不分男女的小学里,常常有男学生从厕所里,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师那儿,报告有人受了大伤。」不仅学校的月经教育令人尴尬,看见经血也令人尴尬,来经的女孩更是惊慌。张阿嬷(1947-)回忆小学时,有一天有位同学来月经,相当惊慌「脸青青的」,老师发现不对,请她站起来,她虽然想掩饰,但不幸因为站起来反而让血滴下来。男生们就说:「血!」。这位老师是尚未结婚的男性,正在纳闷「怎幺会流血」时,发现不对,「老师就退后了」,之后老师「也不讲,就算了。」

不令人意外地,要谈论月经(或是说:我月经来了)就更困难了。下面是一个生于1950年代初期的女性令人同情的故事:

这件事情越演越烈,最后故事主角被学校以「有偷窃之嫌并且侮辱师长」为由记小过一次。之所以如此,是许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台湾教育的威权性格,但是关键在于月经令人难以启齿的特性;无法说出口的月经,在老师眼中变成了作贼心虚。

1970年代之后:月经教育及等待的兴起

由于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于1968年开始实施,越来越多女孩的初经来临时,身处学校或其它公共空间,因此逐渐有呼吁学校应给予女孩们充分準备的声音。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教育体制于1971年制定了国中一年级「健康教育」生殖相关课程内容,是正式月经教育的开始。理论上,生于1960年代中期之后的女孩(约1980年前后来经)会被预告初经的到来。然而,实际上教师多半略过不谈或是让学生自行阅读。如,谢阿姨(b.1962-)的回忆:

1983年林鹰导演的《国中十四章》电影,叙述老师讲述健康教育的情境——男学生们总是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女生则因害羞假装听不懂。

在医普知识方面,战后初期有关初经的讨论,主要以介绍科学知识的方式呈现(如月经週期的原理),且避免性的内容,也不对读者发言。1960年代后,医普文章的发言模式有了耐人寻味的转变——逐渐纳入女孩作为月经的主体,对她们发言,尤其是描述年轻女孩来经时的具体情境。其中可以看到本土医疗护理专家的参与,如报章撰文宣导、参与座谈或演讲。如知名妇产科医师,会受邀参加「初潮」与「女性生理保健」座谈会。

从意外到等待:台湾不同世代女性的初经经验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最后,我们不可忽视卫生棉公司在月经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卫生棉在1960年代即已出现,但因售价较高,初期主要在医疗院所中使用,并不普及。之后,经济能力的提升、售价降低及女性进入公领域等,让卫生棉逐渐普遍。1980年代后,卫生棉公司採取积极的作为,开始派员至学校宣导卫生教育,藉以促销卫生棉。1984年南侨首次突破新闻局的规範,推出张艾嘉代言「好自在」卫生棉的电视广告,使好自在从二线产品跃昇为一线产品。初期卫生棉公司的月经教育以国中学生为主,到了1990年代,也进入小学。如报导:

由卫生棉公司提供的月经课并获卫生棉赠品,是许多女孩共同的记忆。吴小姐(1981-)回忆:

认识卫生棉与购买卫生棉,逐渐成为传递知识分享经验的重要方式。又如:

当代女孩多数在小学已接受由卫生棉公司所提供的月经教育,她们视来经是进入大人世界的入场券,她们对于月经态度是「羞涩又惊喜」,同时也充满期待。

月经议题的公共化:聊天的话题

自1970年代以来的学校卫生健康教育、1980年代的卫生棉产业的广告与课程、同侪之间的相传,都促成月经话题的公共化。虽然许多女孩的初经经验仍然是惊讶不知所措,多数也仍然隐藏来经的事实,但初经与月经话题有逐渐公共化的趋势,跨出女人家务事的範围,与之前的不可谈论、或是新闻局的卫生棉电视广告有害善良风俗形成对照。换言之,月经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逐渐成为可以聊天的话题。

在家庭中,男性家人逐渐被纳入女性的月经网络中。例如,张阿姨(1946-)提到对于女儿(1968-)的月经教育,不避讳让家中的儿子知道,儿子不仅会帮姊姊买卫生棉,也会帮忙拿卫生棉。作家关晓荣在〈女儿的胞衣〉文中,叙述他掩埋女儿的胞衣(约1979),文末以妻子告知「女儿的初潮来了」(1990年代)作为结尾,显现出他对于女儿迈入新阶段的关注与情感。

进入19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各方更积极地鼓励男性的参与。学者王丽容呼吁男性加入儿女的生理教育。云晓所着《教出好女儿》,鼓励父亲在青春期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讨论月经与性知识,以获得女儿的尊敬与信任。《康健》杂誌的文章也明白指出引导女儿面对月经是父母的责任,而不仅限母亲。又如,作家汤舒雯(1986-)描绘其父购买卫生棉的情景:「不须提醒地会进入明亮的超商,也许像一匹识途老马,驻足于满架的女性用品前。……」

初经历史的不变:隐藏

历史的改变往往是渐进而不均匀的,也非单一线性;并非每个身处1970年代后的年轻女孩都在初经来临之前接受过月经教育。而且即使同侪之间可谈论,隐藏月经仍然是重点。李昂在她的短篇故事〈人间世〉(1982)中如此描述月经:「寝室女同学偶提及,都藏隐的用3号来代替,总以为是件羞怯事,最好少提起」。虽然理论上,故事中的女主角在国中时期已经有相关课程,但要到高中护理才将已经经历3年的身体经验正名为「月经」。隐藏的成功与否成为女孩们变成成人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身体经验与考验,就如Iris M. Young所说的:「女人的月经衣柜;女人得小心翼翼地隐藏。」女孩们所需隐藏的不仅限于月经的事实,还包括与月经相关的事物,如月经布与卫生棉。

身处公共空间时的隐藏更形重要,尤其要防止经血的外露。许多人初经来临时身处学校,又惊吓又尴尬。更糟的是,公共空间里有其他男孩或男人的存在与眼光。1980年代初薇薇夫人观察到:

卫生棉的命名与广告也透露出月经的身体在公共空间的问题性。例如,1980年代「好自在」的命名反映了当时许多职场女性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月经来时仍可以「好自在」。自1970年代即投入卫生棉产业的南侨公司董事长陈飞龙(1937 -)认为,当时有大量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而身处竞争社会中的青年人「面对大众或者面对个人,要有自信」。如果女性在月经週期中,要去面试,跟客户讲话、面对上司、要跟男朋友或跟一堆人一起出去玩,她会觉得「不轻鬆、不舒服,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当女性初经碰到异性恋霸权

战后以来至当代年轻女孩的初经经验,历经诸多转变。无论是意外惊吓或等待,均与知识、身体所处的空间、家庭关係及社会如何看待女人的身体密切相关。在知识方面,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逐渐迈入可聊天的时代。虽然1970年代将月经知识纳入卫生教育,多数教师仍然是匆匆带过或是略过不提。相对之下,大众健康知识的普及、1980年代后卫生棉公司的广告措施显得较为积极,也使得月经逐渐在女孩同侪之间成为可谈的话题。

人们视初经的到来意味着女孩成为女人。不只如此,「变成女人」也蕴含着异性恋的逻辑的开展,「要保护自己」则暗示着性的纯洁的重要性。许多女性因初经所带来的身分提昇而感到兴奋,但也有许多女性感到失落与不安,原本与男孩在一起玩耍的女孩因初经的来临使她们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人抗拒伴随初经来临的异性恋化,对妈妈说的「女孩变成女人」、「要保护自己」不以为然。希望自己是男生的女孩,则因此感到失望。这是身处异性恋社会中女性的处境。

注:本文改写自我2016年发表的文章:〈从意外到等待:台湾女性的初经经验, 1950s-2000〉《女学学誌》,39:111-163。

延伸阅读李贞德(2011),〈台湾生理卫生教本中的性、生殖与健康,1948-1968〉,《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2:65-125。陈宗琦, 谢维玲翻译(2011),《我的小红书:初经来的那一天》。台北:野人出版社。原着 Rachel Kauder Nalebuff, 2009. My Little Red Book. New York: Tw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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