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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里找到不一样的历史──听经济学家叶淑贞说蓬莱米到台湾的

2020-06-17

从数字里找到不一样的历史──听经济学家叶淑贞说蓬莱米到台湾的

台湾的稻米种植技术有目共睹,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原来蓬莱米当年也是跟着日本殖民一起来到台湾;为了解决日本国内的缺米问题,今日花团锦簇的台北竹子湖,也成了那时蓬莱米在台湾的试种地……。

经济学家总是让人望之畏惧,纷杂的数字与可怕的模型就像巨大的障碍把经济学与大众区隔开来;然而,经济学家其实也是说故事的人(storyteller)只是用不同的说话方式罢了。在「蓬莱米到台湾──日治台湾的米作与经济」讲座中,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叶淑贞就以新经济史的角度切入,揭露了许多人从未听闻的台湾蓬莱米故事。

叶淑贞教授指出,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相当缺米,日本劳工无法负担昂贵的米价,东京还因此在 1918 年爆发历史上十分着名的米骚动;甚至连日剧《阿信》中的积极参与农民运动的主角高仓浩太,当时也应该参与过这场暴动。

那时,日本的米大多从中国进口,因此在佔领台湾后,想培养台湾作为日本的稻米供应地。 1925 年开始,总督府在台湾大规模地试种、研发,让蓬莱米在台湾普及。

台大经济系教授叶淑贞(摄影/林宣玮)

叶淑贞表示,今日阳明山的竹子湖,就是当初蓬莱米的试种地。然而,早期试种的蓬莱米并不适合亚热带的台湾,而且利润也相当低,农民根本不愿意栽种。而她认为,观察台湾种植蓬莱米的研发与普及过程,一方面意涵着农业技术的革新,二方面也可以看到稻米种植的利润变化状况。

台湾是在 1912 年于北部率先开始试种蓬莱米,约莫到了 1922 年才开始延伸到新竹、台中。而台南与高雄,则是到了 1923 年后,才有超过 1,000 甲的种植面积。普遍栽种后,农民也发展出複种制度,因可以一年二获,大幅增加农民对蓬莱米的种植意愿。

叶淑贞认为,从蓬莱米的普及过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农民的趋利性;这也回答了她一直关心的研究核心:台湾人民是否具有市场导向的趋利性,亦即经济学所说的「追求利润」。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她指出,清领台湾初期,地方志就载有台湾农民在糖价上涨时种蔗、不种稻的情形,而不理会当时对稻米的需求。日治时代,总督府利用原料区域制度,限制农民只能将甘蔗,卖给指定的糖厂。

然而,这种趋利性并非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尤其是低所得国家,由于利润风险波动较大,因此不会轻易改变作物。孟加拉在之前就曾推广过新的稻种,然而推行 20 年后,其生产效率还是低于原有作物,产销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台湾农民的趋利性,是十分值得研究的现象。

许多人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现象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但叶淑贞强调,在理解经济理论的基础,再参照资料,反而更能有效提出问题,也更知道该如何蒐集数据。早年的经济史研究多是描述表面现象,鲜少讨论现象背后的经济行为。就以蓬莱米为例,前人多谈蓬莱米的种植历程,但很少分析蓬莱米的单位产量优势、更换种植作物的风险。「这样子很难釐清事实背后的真面目。」她说。

叶淑贞表示,新经济史的研究取径就是想解决上述问题。

「当我们有系统地利用经济理论来构思问题、使用计量经济的方法来分析数据,将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

举个例子来说,叶淑贞的受业师汤玛士‧罗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就利用工资与米价资料,推估战前中国国民所得成长率大于 1%,这与以往强调动荡、军阀混战、经济萎缩的研究成果大相逕庭。而前日前因车祸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hn Nash,也与经济学家 Donald McCloskey 一起用玉米价格的变动,推估英格兰中世纪的利率水準。这些例子,都是新经济史所发现的新历史。

叶淑贞的新作《台湾农家经济史之重新诠释》,也介绍了许多关于蓬莱米的故事。例如台湾在清代时期其实就已经有新品种栽种的经验,那是在 1752 年的屏东佳冬地区,因为可以一年两穫,所以称作「双冬」。不过,这个新品种因为相当硬、难咬,可能不会被今天的「食」众接受。早年的改良品种与日本时期的蓬莱米有何差别、普及速度有何差别,事实上也可以用计量经济的方法计算出来。

而这些有趣的历史,就隐藏在这些複杂的数字背后,等待经济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让故事重现于后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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