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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区书写到街道书写:访樊善标教授谈香港文学地景

2020-06-17

时间:2017.9.12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我希望文学可以成为突破日常生活规则的力量

黄宗洁(以下简称黄):这几年来,香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快速建设的背后是地景与记忆的消失,区域文学的写作成为近年香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亦与此有关。当然,文学散步的概念前已有之,但今时今日的文学地景之书写,我感觉有着更强烈的焦虑甚至使命感在其中。包括您之前主编的《叠印》,不只使得时间、空间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也藴含着「认识」与「记忆」香港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体会到香港的多重面貌,而不再只是笼统的城市印象。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香港的社区文学地景,更逐渐从社区化走向街道化的写作模式,我认为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台湾,我们的地誌书写,虽然也走向个人化与分区化的细緻开展,但并没有那幺明确地以城区或街道来建构的概念,香港是很有意识地在推动这件事,尤其这两年香港文学生活馆办的「我街道、我知道、我书写」计画,已经累积了不少很有意思的城市记忆。因此首先想了解您对香港这几年地方书写的想法。

樊善标(以下简称樊):香港城市变化速度相当快,这个说法其实从三十年代就有,但有趣的是,为甚幺现在我们对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面貌变化很快,会有这种想要把旧东西保存下来的反应?你的题目让我想到,1982年的时候有位叫俞风的作家有篇文章〈那时候的电车〉,他在理工学院毕业几年后,发现电车有很多变化,有些过去没有的型号,令他联想到城市变化太快,就觉得要把城市的变化记下来。往往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城市就变了,这个感受是一样的,但有趣的是,那篇散文没有把城市的变化,联繫到要保存本土的东西,他只是从个人的精神世界去谈,觉得城市的改变跟自己的成长是同一件事,所以对成长的经历,有很强的不捨感。

也就是说,以前的人并不觉得城市变化跟本土意识有关,这跟先有民族主义再有民族是同一回事,我们发明了香港本土性的概念,然后就把很多现象跟它连结在一起。黄佩佳的《香港本地风光》,是1930年代报纸专栏的集结出版,内容很多元,当然也提到城市变化很大,但并没有今天那种对地景消失的不捨感受。

现在的香港因为面对很强的威胁感,所以我们的想像力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这几年办了许多文学散步的活动,跟你说的街道书写、地景书写有关係,但街道书写、地景书写对我来说其实是种手段,我更关注的是文学的创作跟阅读,我希望做的是让没有文学读写经验的青年学生,去体验一下甚幺是文学的经验,他们不一定要继续写继续读,但至少不会觉得其他人喜欢文学很奇怪。怎样可以让本来对文学完全没兴趣的人接触文学?我觉得文学散步是很好的办法。如果要他在室内念文学,他可能没有兴趣,但如果把他带到现场,有一些课外活动,可能带给他感受,这是读的方面;到那个地方后,他能对应到这个地方和文本里面同异之处,可能会发现一些写作的窍门,了解为甚幺作家要这样写,透过这种实地的体验,民众可以试写,得到一些文学的经验,我的原意是这样,所以文学散步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我教文学创作时,也试过梁秉钧的一种方法,就是请学生在街道上或公共空间听别人说话,把对话记录下来后,再想想如何运用这个对话写作。这游戏的原意,就是看到原本日常环境中本来没有注意到的角度,文学散步也是如此。换个角度、换个心情的话,他们就可以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发现的,我需要这种新鲜感。我希望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突破日常生活规则的力量。因此如果香港文学都走向太同一化的地区写作,反而是让人担心的。

举例来说,我曾带中学生去九龙城,里面有许多小店,他们去玩一天,书写时都说九龙城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但我会问他们:你真的感受得到那小店对你而言的感情吗?如果真的感受到,你就写,但若你没有感受到,就不要写。你得先理解、先体会,再说爱它或恨它,而不是去歌颂对地方的爱。如果真的理解,应该会倾向于爱,但就算要恨,也会是有理由的恨,最害怕就是人云亦云。

文学散步就是为了冲击任何固定的想像

黄:而且最后变成停在表面上,停在悲伤或怀旧,或对消失的愤怒等等,但有时社会会因此陷入一种集体的悲愤,到最后那悲愤也会被简化,不见得是好事。

樊: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简化。所以文学其实是对于简化的一种冲击吧,文学可以把事情複杂的一面讲出来,到旧区说有人情味,这是一种简化,我希望他们能够去想,或者去观察,论述好与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能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自觉。文学散步是提供一些机会,希望每个人找到触动自己的东西,可能是一条街道,可能是一个地区,也可能是其他事物。

这几年办活动,比较开心的是看到同学喜欢写作,虽然为数很少,但这些初中的学生会开始自发地去参加文学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凝聚了一些中学老师,这些老师对文学有兴趣,但没有那幺多机会与其他作家或老师联繫,通过我们的活动,他们可以彼此交流。第三方面,因为文学散步都是请比较年轻的作家帮忙带队,《字花》近年也办了不少类似的活动,例如请作家带同学去看萤火虫、写生、赏鸟等等,也顺带推动了他们写香港地景文学。

黄:这点满有趣的,变成现在的香港作家同时需要有导览的能力。例如看萤火虫跟赏鸟,一般来说并不会跟作家身分产生连结,若十八区的地景书写都要找类似刘克襄这样,原本就具备导览能力的作家来写,显然会有困难,换言之,作家要自我累积导览的能力跟兴趣。

樊:有一次《字花》的编辑,邀请我跟韩丽珠每人带一组同学,去一些有历史背景的地方,导览人员是位大学生,自己蒐集资料做导览,之后才是我跟韩丽珠找个地方,跟大家讨论作品,这地方的历史、文学作品和参与者写的东西其实是独立的三个部分,但透过这样的活动策略,希望参与者透过地景,找到文学阅读的方法,激发创作灵感。《叠印》的十八区书写,原本是从文学出发的规划,后来各区都找到了在当地成长的作家参与,我觉得这也是活动的推动力,一个作家带了几次该区的导览后,会纪录其中的过程,引发更多类似的书写。

黄: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把作家对应到某个地方,作家的写作与地方记忆相互加强,有很鲜明的标籤。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由自身生活经验与空间出发,留下地方记忆与建构认同。但这其中会不会存在某种「城乡差距」?例如某些地区特别集中或是大家投注特别多的关注,某些地方则乏人问津?之前曾读过一篇梁启智的论文,提到香港不同社区居民的新界想像,他发现许多民众对新界的想像几乎是「没有想像」,不是毫无认识,或单纯觉得很远、就是提到新界只想到有牛等等。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有个有趣的论点是,他认为将新界视为自然原初的象徵,反而可能变成一种割裂,亦即将所有与城市抗衡的想像都塞到新界,新界反倒成为一种抽象的郊乡概念。对于这样的想法,不知您的看法为何?

樊:我查了2016年的分区人口统计,港九跟新界的人口分别是三百五十万跟三百八十万,表示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新界,因此对新界陌生的状况可能要看他访问的对象而定,如果中学生因为家里的经济问题而住在九龙的话,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到新界去的,那幺此种对新界毫无认识的状况就有可能发生。我记得先前合作的一间学校在屯门,校方老师就希望安排香港岛的路线,因为同学没有坐过电车。但香港太小了,学生可能没有办法到他区,工作的人得到他区,交通时间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上班坐车坐很久,城乡问题不会那幺明显,因为新界已经很都市化了。他说「新界」在多数香港人的印象里是乡郊,我想应该理解为很多香港人都以为新界仍有不少乡郊地方。我住的马鞍山在新界的东部,屯门、天水围则在新界的西部,开车过去交通畅顺的话大约一小时,不算太远,但我很少到那边,因此对于新界西并不熟悉。有些人或许会想像那里是和自己居住地很不相同的地方,例如天水围曾被媒体渲染为「悲情城市」,许鞍华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则有意纠正这种错觉。「原初」的乡郊可能是外面的人对新界某些地区的想像,但想像不止一种,「悲情城市」──低收入阶层聚居地──又是另一种想像。土地如果只被想像成一种原初的、美好的意象,未必是好的,文学散步本身就是为了冲击任何固定的想像。

回到城乡差距的问题,香港文学地景资源库有表列香港十八个行政区相关的文学作品,从中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例如观塘很少,湾仔、北角很多,深水埗最近几年很多。深水埗是庶民的旧区,有些性格可以写。北角从前是小上海、小福建,从小上海变成小福建。这样的历史转变,就很多故事可以写,有些面目比较模糊的地区作品就比较少。

当街道成为一个即将消失的概念

黄:方才提到以街道为核心的写作发展,我觉得也让香港的街道比台湾鲜明。台湾虽然也推地景书写,但分区的概念相对比较模糊,包括街道亦然,香港近几年却陆续有相关作品出现,甚至对同样一条街道,也有不同区段的观察,例如《新填地街》、《我是街道观察员:花园街的文化地景》。我觉得台湾这类型的书写,并没有那幺强烈的街道意识,大量地去记录关于某条街道的生活记忆,可能台湾的地方认同,相对比较以城市为区隔,再慢慢去细分,当然也是有街道书写的相关作品,但不像香港那幺有意识甚至是焦虑地,和地方记忆的消失连结在一起。

樊:印象中早期确实零零散散出现过一些写街道的作品,例如写湾仔的中原街,当然台湾写厦门街、温州街也是有的,但如果说有系统的专门写街道,印象中似乎没有。《我是街道观察员:花园街的文化地景》一书的作者,并不是将它当文学作品来写,而是文化研究。除了花园街,囍帖街也是重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我也写过从前的花园街,但也没有系统性地去把住过的街道当系列来写。

其实街道这个概念,对现在的香港来说,是一个过去的概念,现在我们主要是住在商城上面。比方说我三十岁以前住在旺角,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后住在马鞍山,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两个地方的地方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住花园街的时候,是住在没有电梯的楼层,下面就是街市,就像没有现代化之前的永康街,但环境没那幺好,楼下就是卖鱼跟卖菜,后来开始卖成衣,不只有店铺还有街头的摊位。后来住在马鞍山的屋苑,下面是商城,前后各有一条街,但我不记得后面那条街的名字,因为生活中不需要用到那条街的名字。

香港大约从八十年代开始,建筑的方法变成商城式建筑,也就是在平台上面盖楼房,平台下面可能是地铁站或巴士站,过去不同地区地价差异很大,盖了平台后,平台提供的设施就会影响贵与便宜的概念,如果有名店,价位就不一样了。平台可以把便宜的地方,变成昂贵的地方。

以一个城市的概念来说,人能够走在城市中才有生命力,但香港透过平台和通连道,可以从一个屋苑连结到另一个屋苑,不需要透过平地的道路,所以街道的想像,可能在九龙区比较旧的地方较明显,在新界刚发展的区块,没有街道的想像可言,也就是没有社区的感受。商场里面每过几年店面位置就调动一次,重新装修,让商场有全新的感觉,所以有些店没办法做下去,只剩下连锁店,居民对商场也没有感情可言。

黄:在香港,街道变成怀旧象徵,因为街道等于是一个消失的概念,可是街道在台湾仍是我们的日常,还没有文学的焦虑产生,所以如果作家去写,也不会特别强调自己住在某一条街。

樊:对的,当你发现它值得注意,是因为你发现它有点不妙了。

文学与知识的结合

黄:另一方面,除了地景书写之外,这两三年来,我觉得香港和台北成为某种微妙的双城关係,您如何看待港台这种近乎想像共同体的关係?您觉得香港和台湾的创作经验对彼此来说最重要的参照意义是甚幺?

樊:台湾给香港的启发,最近十年有很明显的变化,对香港人来说,台湾是个有精神生活的地方。如果你想过像人的生活,你要到台湾去,基本上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尤其大学生和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会认为台湾是个能施展梦想的地方,虽然是不是真的能够施展,还有许多条件,但基本上的想像是这如此。为甚幺会这样想?一方面港台同样面对中国快速与全面发展的威胁,会想知道另一个地方的人如何面对这幺大的力量,另一点是香港青年的绝望感很严重,没有经济上与精神上的出路,如果找到工作,生活或许比台湾容易一点点,但在香港,读完大学后找到好工作、过安定生活的可能性很低。工作机会是有,却并不稳定。因此香港跟台湾的双城关係,我是完全能感同身受的,相信未来几年,我们的共同感会更强烈。

如果回到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在香港,文学是很边缘的,对文学的想像仍然属于比较纯粹的文学。这是因为过去文学发表的园地,主要是报纸跟刊物,报纸的发行量又远远多于期刊,如果登在报纸上,商业的考量就很重要,所以大部分是普及性的东西,如果知识性太多,会顾虑读者不喜欢看。到现在也是如此,导致文学许多可能发展的方向给堵死了。例如台湾近几年把知识和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写作趋势,香港在这方面的呈现就比较少。结合知识性来书写郊野的作品最近慢慢多了一些,例如陈锦伟的诗集《行山》和《南岛草木疏》,他的概念是每爬一座山写一首诗,有点类似之前刘克襄做的事情,书中也有地理知识;另外像脑神经医师黄震遐用文学形式书写音乐与医学,但除此之外,香港在结合文学性与知识性这方面的成果仍不及台湾。因此我们若关注台湾当前的文化文学活动,应该要在中学里面能相应地去接触这些文学作品,目前香港的阅读名单还是十几年前那些。如果真的是对台湾有兴趣,而不是去台湾渡假、买东西、过文青生活,应该要开立一些名单,重列给香港学生阅读的篇目和导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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