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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庭主妇要支薪,月薪会是……?

2020-07-02

如果家庭主妇要支薪,月薪会是……?

「这栋大楼里最屌的可是我。」美国最为人敬畏的企业女英豪之一的茱蒂丝.雷根(Judith Regan)曾在自家的出版社办公室里这幺咆哮。

我们正要开始成为过去我们想嫁的男人,一九七○年代的女性运动人士如此意气风发地昭告天下。

女性从想要一个男人转变成想拥有男人所有的,虽然这隐含着有所改善,但投射的对象仍旧相同:男人。

「我们办到了!」二○一○年新年版的《经济学人》杂誌在封面大肆欢呼。如今,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各会员国里的女人超越了男人,成为拥有大学毕业学历的大多数。在多数富裕国家里,女性比以往更奋力追求事业,许多过去待她们如次等公民的企业,如今都由女人当家。

然而,全职事业的概念仍建立在有全职家务帮手的基础上。现代,女性应该要全职工作,但只有负担得起的人才能享有全职的家事帮手。谁负责打扫清洁工的家?谁照顾褓姆的女儿?这些并非修辞用的疑问句,而是很重要的议题,顺着一张包住全球经济体的複杂照护工作网络,将可找出答案。

目前,全球移民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在某些国家数字甚至达到八○%到九○%。她们的人生构成要素,是长时的工作和极低的薪资。家务很辛苦,脱离人群且不受规範。她们通常住在工作地,亦即别人的家里。她们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但同时也是外人。

决定她们工作品质的因素,有一大部分是要看她们能建立起什幺样的关係。如果和雇主家庭关係紧密,就比较能成为一个好褓姆。孩子见到她们的时间,会比看到妈妈的时间更多,更不用说一定比和爸爸的相处时间长。有时候,孩子们会爱褓姆。但讲到要重新协商薪水与工作条件时,和雇主家庭关係好反而会让她们更难以启齿。要切分成不同的角色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是出于自利而工作,还是出于爱?又或者两者皆有?

雇主经常认为可以利用这样的困境占便宜。

如果褓姆表现不好,她会失败,但如果她表现得太好,她也会失败。倘若孩子比较亲近褓姆而不是双亲,做家长的会不高兴,褓姆生涯将会很短命。要求平衡是很困难的。

与劳动市场里的任何工作类型相比,全球家事劳工的工时是最长、最不稳定而且最难预料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执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很多女性家事从业人员未获允许不得擅离雇主家中。口语、身体以及性方面的骚扰很常见,但少有人举报。此外,这类员工通常是以非法身分待在他国,很担心遭到遣返。她们几乎无时无刻不担心,最挂怀的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亲生儿女。

这是全貌的其中一半。

另一半是,一位菲律宾家事服务员在香港赚得的薪资,相当于菲律宾郊区男性医师的收入;在义大利工作的海外褓姆,赚到的薪水比在母国时约高了七到十五倍。她们是受害者吗?如果是,那是和谁比?

藉由离乡背井,这些女性得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也给了她们力量,让她们得以比父亲和前夫更优越。她们得到权力与自由。在很多国家,女性移工寄回家的钱在经济体的占比,超过国际援助与海外投资的总和。以菲律宾来说,这部分在其国内生产毛额中就占了一○%。

成为家事服务员雇主的女性进入了有薪工作的市场,替自己买来自由,免做大量的家务。她必须这幺做。如果你要追求事业,当你走进办公室时,就得把家庭生活留在公司门外。上班时间是要表现的时候,是自私的时候,是学习的时候。但,这是为了什幺?

就业市场里的概念,大致上仍认为人类无形体、无性别,是追求获利的个体,没有家庭也没有背景脉络。女性可以选择成为这样的人,或者成为完全相反的另一边:为了平衡情势而必须存在的自我牺牲隐形人。

但,通常是处境替她做决定。

国内生产毛额不纳入家事的主要理据,通常是这些工作并不重要。一个社会内的家事数量永远都是固定的。但,如果经济学家们从未把这部分纳入统计之中,他们又如何能得知前述的结论呢?

在西方世界,女性在工作日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要花在无薪工作上,对照来说,男性的数据为四分之一。在农业部门占大宗的开发中国家,男女的差距更大。

在亚洲与非洲某些地区,男性通常移往大都市,女性则留在老家。她们得不到男人与政府的支援,反而必须想办法担起事业、家事与农作的三重负担。

经济学家有时开玩笑说,若一个男人娶了他的家事服务员,则会害该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下降;反之,如果他把老妈送到老人之家,便又能促进经济成长了。这个笑话除了道尽经济学家的性别角色认知之外,也说明了同样的工作在什幺条件下能计入国内生产毛额,在什幺条件下又不能计入。

当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她们开始把更多时间花在能算上贡献的工作上(家庭之外的工作),花在不计贡献工作(家事)上的时间就少了。这一点大幅拉高了西方世界的国内生产毛额。但这种成长精準吗?就因为大家都懒得想办法把家事的价值量化,使得我们显然高估了财富的实际成长。确实,洗衣机、微波炉和食物调理机把家务变得不那幺耗时,因此差距不一定像前述所说的这幺大。但重点是,我们并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如果你想得知经济体的全貌,就不可忽略一半人口花掉一半时间去做的事。

衡量家务,不会比计算多数纳入国内生产毛额的项目更困难或更简单。比方说,我们要费尽心力,才能算出一位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出来、但没有送到市场去卖的食物有多少价值。面对家事时,我们不肯付出同样的心力。女性做的事是一种天然资源,我们认为不必算进来,因为我们假设这些付出会取之不竭、一直都会有。家事被视为一种长久存在的隐性基础设施。

加拿大的国家级统计机构试着算出无薪工作的价值,他们的结论是,这工作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 30.6% 到 41.4% 之间。前一个数字的算法,是以用有薪工作来取代无薪工作所需付出的成本来算;后者的算法,则是看如果一个人在做家事时也可以赚到薪资,那他或她可以赚到多少钱。

不管用什幺方法,算出来的数字都很大。

一个社会的经济要能蓬勃发展,必须要有人、知识和信任,这些资源大部分都透过无薪的家事工作产出。快乐、健康的孩子是各种正向发展的基础,包括经济发展在内。但是,经济人既没有孩子,也不存在于任何背景脉络。他就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经济学家假定所有人都像经济人一样时,就看不见经济体中的另一大半。

实务上,这是一种排除女性的方法。

一九五七年,当时育有两子的三十六岁母亲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发了一份问卷给老同学。此时距离她们从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毕业已经有十五年了,这所精英女校的毕业生多数和傅瑞丹一样,全心忙着照料家庭和孩子。但傅瑞丹还身兼自由作家。她怀孕时被解聘,丢掉了记者的工作,她希望在开同学会之前能了解过去的同窗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她认为自己或许能据此写一篇文章。

傅瑞丹列出几个比较偏重于心理的问题,然后发出问卷。收回来的答案让她大吃一惊。跃然纸上的,是多数女性极端的不快乐。而不快乐是最不容许浮现的感受。

焦虑、性挫折、无望与抑郁,现实中家庭主妇的真实感受,和媒体大量製造出来的幸福郊区里的幸福女人形象大相逕庭。当时是战后美好的美国,有太空竞赛、破纪录的经济成长和车道上微笑的孩子。傅瑞丹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她得到的结果。没有任何语言能用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她开始把这种现象称为「无以名之的问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不满、困惑、镇定剂成瘾、被心理分析搞到迷途、被整个社会忽视──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家庭主妇。傅瑞丹写了一篇文章,但没有任何期刊愿意刊登,到最后她别无选择,只好拿这些素材大力发挥,写成一本书。

一九六三年,《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在美国出版。傅瑞丹娓娓道来中上阶级的女性如何埋在枕头里暗自饮泣,如何被困在完美的郊区华屋里,以及聚焦于吸引男人、留住男人、生儿育女、不顾自我需求的人生观如何慢慢地从内开始噬咬她们;一个必须要和神奇小药丸一起吞服才能嚥下去的理想,究竟是怎幺一回事。

女性是如何在孩提时代就被哄骗接受这样的想法:现实环境中有太多专为家居生活、生儿育女以及消费主义打造的精美物品,如果她们想要别的,那一定有问题了,解决方法是吃颗药、谈场恋爱、买一部洗衣机。这本书的销量超过两百万本,而且就像美国作家艾尔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说的,「扣下了历史的扳机」。

现代女性仍在奋战,以便争取平等机会进入男性的经济人世界。女性必须更努力,在办公室里展现她对事业的承诺,以对抗「最适合她的位置是家庭」这个假设。在此同时,她还要接受其他的批判,标準是她有没有能力以男人做不到的方式,将居住环境与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套系统综合运作的结果,是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描绘成女性的问题,解决问题是她们的责任。女人要在工作上表现得更果断、要减少工时、要找到合适的伴侣、要编製更有效率的待办事项清单、要简化人生、要整理包包、要多花点时间做瑜珈,还要注意时间掌握节奏!

社会鼓励女性要从身为人的角度来思考身体,不仅如此,更要把身体视为装上计时器、有生育年限的炸弹,爆炸的时间就设定在她努力向上爬、求得升迁的同时。

到那时,她就要面对自己的本质:女人。

成为人母,一切都会互相冲突。原本必须清楚一刀切开的公领域和私领域,突然之间都混在一起了。她不能把便便大腹留在家里,和其他个人面的部分锁在一起;她必须把属于家庭的一部分带进有薪工作的世界,然后再带回来。而这部分就是她自己,但也不只是她自己。

女性本身或是有薪工作世界都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以整个已开发世界来说,女性自认比较不安,也觉得自己比男性更没有时间。此番结论无关乎阶级或职业,重点在于性别差异。而当女性有这种感觉时,罪魁祸首通常指向女性主义。女性要很辛苦才能像经济人一样,这一点常被当成女性并不适合进入公领域的证据。

人们说,一九四○年代好莱坞歌舞片舞王佛瑞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能做到的,舞后金吉儿.罗吉丝(Ginger Rogers)同样能办到,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后面跳,还要穿上高跟鞋。女性到现在还是这样。

女人要和男人一样进入职场奋斗,但男人在家里不用付出等同于女人所付出的心力。我们对于工作和家庭、生活间界线的概念还没有根本上的变革,我们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把这些缀补在一起,而不是创作出新东西,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

活跃于一九七○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葛罗莉亚.丝坦能(Gloria Steinem)说,女性主义的重点不是要替女性争取到更多的大饼,而是要烤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派。

后来证明这说易行难。我们把女性加进来搅和,然后一整代人把「妳要做什幺都可以」的动听宣言解读成「妳什幺都要做」,「一切都可拥有」变成「一切都要做」。

不然的话,妳就没有价值。

距离傅瑞丹出版《女性迷思》已经有半世纪了,现代我们遭遇的是新型的「无以名状的问题」。女性主义者娜欧蜜.沃尔芙(Naomi Wolf)写道,我们到现在为止仍无法把「成功的定义就是做自己」这个概念灌输给女儿们。

多做一点!做得更好一点!要在竞争中胜出!经济人成为女性被迫师法的理想对象。西方定义的女性解放,却变成了一整套女性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解放本应意味着拥有愈来愈多各式各样的自由。

包括做自己的自由。

妳不需要成为大楼里最屌的人;没有屌也没关係,就算妳是一个女人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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