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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中共的一个决定给中国带来的后果

2020-08-12

89年中共的一个决定给中国带来的后果
89年六四期间王维林只身挡在了坦克车前面。

(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报道)美国《时代》杂志4月29日消息,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需回顾中共于1989年后做出的不同寻常的选择,其在经济和政治上选择了两种极端相反的做法。

到如今已25年了,这段时间足以反映当年事件的实际影响及后果。不幸的是,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这件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在中国媒体上却找不到任何讨论或反思。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但他们的历史记忆常常是有选择性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常常在中国的几所大学做演讲和教授课程,让我惊讶的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对89事件知之甚少。而结束了近70年的中日战争,却被大多数人所知道。但是,也不能指责学生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获得公开的资源,从而了解该89事件的详情。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许多这些变化,不论正面和负面,都可以追溯到中共政权在1989年后所做出的决定。学运后,合法性受到挑战的中共放弃了平衡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做法。对于经济改革,他们采取了极自由和激进的方式,而对于政治改革,他们就选择了极至保守和僵化的做法。这就是1989年中共的选择。

作为其首要任务,中共想尽办法来维持稳定和保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层面,它试图分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共采用严格的社会控制,并试图采用极端的方式来抑制可能的反对活动。中共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投入的财政预算竟比国防预算还高。与25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虽然社交媒体提供了新的渠道来表达意见,但今天中共对媒体控制比上世纪80年代的还要严格。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性活动方面,中共给中国人提供了很多自由。25年来,中国从一个毛派国家转变为一个娱乐中心。但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道德的衰落:腐败与丑闻,缺乏信仰,只看重金钱。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面临社会的危机。

今天的许多问题,如腐败、污染和发展的不平衡,都也可以归咎于中共1989年时做出的选择。经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然而,诸如最近发生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购买新款iPad竟将自己的肾脏卖掉的事件一样,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搭上了它的环境、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筹码。经过25多年的发展,中共已经注意到,其面临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困难局面。中国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中国正在失去其竞争力。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显着促进了中国的GDP,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条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它已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此外,中共试图分开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中共的内政极力鼓吹民族主义,用民族和爱国主义教育来加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以增加社会凝聚力。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过去的25年,中国已经接受了全球化。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内外政策的分离创造了许多问题。举例来说,民族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变得更为民族主义,他们强烈批评中共处理中国南海和钓鱼岛等问题过于软弱。中共处于既要应对外部纠纷,又要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中共已经发现在有很少的灵活性。

1989年,民主运动的主要要求包括: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遏制腐败和控制高层领导的子女享有的特权,公布政府官员的收入,并停止媒体审查。25年后的今天,很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要求都没有实现。事实上,与25年前相比,上述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自89年以来,人们目睹官员及其家属通过特权得到了权力的巨大扩张。最近的新闻报道透露,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如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几大电信行业,都被李鹏和周永康这样的几个家族所操纵。

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中共用其购买知识精英的忠诚度。共同的利益让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凝聚在一起。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利益相关者和“新中国公司”的共同拥有者。例如,在中国顶级大学的教授现在经常收到国家资助的经费。看上来,这些在中国社会顶层的人们很满足的分享他们的股息,所以他们一边唱着市场经济的赞誉,一边赞同一党统治的稳定。尽管1989年中共的选择导致了极端政策,给当前中共创造了巨大的问题和困境,有一件事,中共不再担心了:今天的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都在想着赚钱,忙着实现自己的个人权力和财富的“中国梦”了。

本文作者汪铮是西顿霍尔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主任,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全球研究员。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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